《國語·魯語下》記載了魯大夫文伯與其母敬姜的一段對話：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

敬姜對文伯的教誨之言，很好地詮釋了“成由勤儉破由奢”的道理，今日讀來依然發人深省。在文伯看來，像他這樣身居高位的人家，母親還要親自紡線，實在是不合時宜。而敬姜則因此擔心文伯追求奢逸、貪圖享樂，最終導致魯國滅亡，并通過一番長論教導文伯要牢記“君王操心、臣民出力”的遺訓，時刻做到艱苦奮斗、勤儉節約。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奢侈之費，甚于天災。”“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這些飽含哲理的話語，無不闡明了勤儉與奢逸的利害關系。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小到一個家庭、一個人，保持勤儉就會興旺昌盛、貪圖奢逸終將導致衰敗消亡。

上世紀30年代，美國著名記者、《西行漫記》作者斯諾前后兩次到延安采訪，當他看到毛澤東住著簡陋的窯洞、周恩來睡著生硬的土炕、彭德懷穿著用繳獲的降落傘改制的背心、林伯渠戴著用線繩系著斷了腿的眼鏡等細節后，斯諾由衷感慨中國共產黨人有一種戰無不勝的“東方魔力”，斷言這是興國之兆、勝利之本。保持艱苦奮斗、勤儉節約，不僅意味著在物質層面堅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更意味著在精神層面保持著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思想態度。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依然保持著這種優良作風，帶領全國人民經過70年的不懈努力，讓一個曾經滿目瘡痍、一窮二白的國家發生了巨變，讓中華民族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闊步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黨上下持之以恒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四風”得到了有效遏制，但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精神并沒有完全形成自覺。少數黨員干部在思想深處認為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觀念過時了，“舌尖上的浪費”“會所中的歪風”“車輪上的鋪張”樹倒根存，有的政績觀錯位，“花錢沖動，辦事不動”，有的熱衷于弄虛作假，建“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但要知道，今日之中國，雖說已經沒有了爬雪山過草地的艱難險阻，擺脫了缺衣服少口糧的生活困境，但應對“四大考驗”、防范“四大危險”，打贏脫貧攻堅戰、推動鄉村振興，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我們依然有很多困難要克服，有很多艱苦的道路要走。廣大黨員干部要保持為民務實清廉的政治本色，正確處理公私、義利、是非、情法、親清、儉奢、苦樂、得失的關系。

艱苦奮斗、勤儉節約不僅是我們一路走來、發展壯大的重要法寶，也是我們繼往開來、再創輝煌的重要保證。“不論我們國家發展到什么水平，不論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思想永遠不能丟。”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始終牢記“兩個務必”的諄諄告誡，繼續發揚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自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侵蝕，牢固樹立過“緊日子”的思想，砥礪前行、埋頭苦干，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征程中行穩致遠。（王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