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以實則治，以文則不治。“金玉屑”那一套，多為官話套話，只鼓搗辭藻而不辦實事，極易助長敷衍塞責、文過飾非的惡習，不可不防。

俗話說，“眼里容不得沙子”，哪怕這沙子是金玉之質，也容不得。在《儒林外史》中，吳敬梓把這個道理與寫文章聯系在一起：“古人說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塵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著得的么？”

那么，文章中的“金玉屑”指的是什么呢？是那些看似冠冕堂皇、辭藻華麗，卻與主題關系不大，只能給讀者制造閱讀障礙的內容。正如清代王應奎在《柳南隨筆》中所寫：稱昆山必曰“玉峯”，稱江陰必曰“澄江”，稱常熟必曰“虞山”……這種“掉書袋”的習氣，就是在文中摻雜“金玉屑”的表現。

如果說文人的掉文是一種“癖”，那么，本沒有什么文化卻裝作有文化的掉文，就是更嚴重的病，有時還會鬧出大笑話來。《宋人軼事匯編》記載，北宋時期的將領黨進，一次被派往邊疆，太祖知道他不識字，令其不必入朝辭別，可他不肯。上朝面圣時，他跪在那兒一言不發，忽然抬起頭說：“臣聞上古其風樸略，愿官家好將息。”搞得大家都笑了。原來，黨進這句話典出《石臺孝經序》，意思是上古的帝王崇尚簡樸，希望皇上休養生息。這句話，跟黨進當時所處的情境，可謂“八竿子打不著”，所以大家才會哄笑。然而，黨進之所以看重這“金玉屑”，卻有他的一番道理：“我嘗見措大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

可見，黨進掉文的目的，無非是“要官家知道”，因此冒著貽笑大方的風險也要附庸風雅一番。歷史上，這樣的人不在少數。明嘉靖年間，世宗信奉道教，宮中每有齋醮，就命詞臣撰寫焚化祭天的奏章祝文。這類祝文形式華麗、對仗工整，名作“青詞”。李春芳、顧鼎臣、嚴嵩等一幫人，正是靠著“青詞”邀功晉級，被世人稱為“青詞宰相”。

正因為“金玉屑”有害，有識之士多對其保持警惕。唐貞觀年間，進士張昌齡、王公瑾并有文才，聲震京邑。但是，王師旦考其策為“下等”。太宗問他緣由，他回答說：“此輩誠有辭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懼之，恐后生仿效，有變陛下風俗。”太宗深以為然。正是在君臣合力倡導之下，初唐雅正質樸文風得以弘揚。

宋慶歷年間，河北大水，仁宗問巡視災區的官員：河北水災何如？使臣對曰：懷山襄陵。仁宗又問：百姓何如？使臣對曰：如喪考妣。仁宗默然，不久之后就下詔：今后武臣上殿奏事，并須直說，不得過為文飾。仁宗的這一做法，有力扭轉了當時的掉文之風。

天下事，以實則治，以文則不治。“金玉屑”那一套，多為官話套話，只鼓搗辭藻而不辦實事，極易助長敷衍塞責、文過飾非的惡習，不可不防。晚清首位駐外使節郭嵩燾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感嘆：“國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飾，而事皆內潰。”

時移世易，滄海桑田，但由來已久的掉文習氣卻始終沒有斷絕，“金玉屑”也發展出不少新變體。當下，有的人整天琢磨四六句，文章寫得合轍押韻、鋪陳華麗，內容卻是老調重彈、毫無新意；有的滿足于當“文抄公”，來了任務就求助于搜索引擎，最大本事就是“復制”“粘貼”。凡此種種，都是制造“金玉屑”的表現，皆會產生不良影響。

“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倡開短會、講短話、講管用的話，力戒空話套話”等要求，形成改文風、轉作風的鮮明導向和強大聲勢。我們所處的新時代，是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呼喚唯實精神和實干作風的時代。是“虛”字當頭還是“實”字打底，勢必影響到我們的歷史作為。清理各項工作中的“金玉屑”，以踏實、樸實、誠實的態度推進各項工作，才能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魏寅 李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