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全面從嚴治黨嚴的氛圍不夠濃厚，存在“好人主義”，追責問責不到位；四川，落實管黨治黨“兩個責任”層層傳導壓力不夠，一定程度上存在“好人主義”；文化和旅游部，發揮政治引領作用不夠，管黨治黨存在“好人主義”現象……從十九屆中央第一輪巡視反饋的內容看，好幾個地區和部門不同程度存在“好人主義”。

“好人主義”，顧名思義，就是奉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誰也不招、誰也不惹的處世哲學。在我們的身邊，“好人主義”并不鮮見。每逢民主生活會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時，總是重彈“理論結合實際能力薄弱”之類的陳詞濫調，對真正的錯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批評別人不痛不癢、自我批評避實就虛；重大決策和事項征求意見時，即便發現有不妥之處，仍然機械地答復“我附議”“沒意見”……不講原則、不分是非，這就是典型的“好人主義”。

“好人主義”遵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套路”，但結果真的好嗎？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好人主義盛行，有問題不指出，有過錯不批評，這種庸俗作風盛行之處，往往就是黨組織和領導上政治軟弱、作風渙散的地方，就是黨員、干部中出問題多的地方。”問題不僅不會因為諱疾忌醫就自動消失，反而會小變大、單變雙。在工作中，用“好人主義”代替直言不諱，用一團和氣代替敢管敢抓，把問題藏著掖著、捂著蓋著，不是引導工作朝著有利的方向發展，而是任由事情在錯誤的道路上漸行漸遠，不是幫助同志在正確的道路上前行，而是任由其在錯誤的深淵里越陷越深，這是對自己、對同志、對黨的事業嚴重不負責任。有的地區和部門之所以管黨治黨寬松軟，甚至出現“塌方式”腐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好人主義”盛行。須知，“好人主義”的處世哲學與扛起“兩個責任”的要求，根本就是背道而馳。如果大家都打著“得罪人你上、‘老好人’我當”的小算盤，紅臉出汗的事誰來干？嚴管厚愛又從何談起？長此以往，出現“好同志”變“階下囚”、政治生態烏煙瘴氣、“前腐后繼”等問題，也就不稀奇了。

你好我好大家好，最終誰也好不了。這個道理并不深奧，大多數人只要稍微掂量權衡，便能知曉利弊。但為何在實際工作中，“好人主義”卻大有市場？說到底，還是私心雜念作祟，怕得罪人，擔心丟選票，影響個人利益。不可否認，在少數地方和部門，確實存在有些堅持原則、敢于批評的同志被排擠孤立的情形。但是，作為黨員就要有黨員樣，就要有愛黨、憂黨、興黨、護黨的擔當作為，不能被所謂“情面”左右，更不能為一時的利益得失而放棄黨性原則。那些看似與人為善、與世無爭的“好好先生”，可以說已經患上不擔當、不作為、不負責的“軟骨病”。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于不可救。”蘇軾的這一論斷，至今仍不過時。對于黨員干部來說，不僅自己不能陷入“好人主義”的怪圈，不做“好好先生”，而且要堅決與其作斗爭，敢于“唱黑臉”、動真格，推動管黨治黨嚴起來實起來硬起來，讓所在地區和部門的黨內政治生活嚴肅起來、政治生態好起來。唯如此，才是對自己、對同志、對黨忠誠盡責。（李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