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材論》中寫道，“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道出了選賢任能對于國家發展的重要作用。其在《興賢》中則指出，“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以此來告誡人們，在選擇人才這個問題上，必須唯才是舉、任人唯賢，不能根據個人好惡來做選擇。

治國之要，首在用人。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見賢思齊就會蔚然成風。但選賢任能并非易事，其前提是必須知事識人。知事不深，以事擇人難免浮于表面；識人不準，選賢任能難免有失偏頗。知事識人的關鍵，就在于“精察之”“審用之”“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貫穿其中的便是“不以獨見為明”。

“不以獨見為明”，確實是選人用人的良方，然而這劑藥方并非清爽可口，反倒時常伴有苦味。客觀來講，舉薦“與己同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為凡人皆有個人喜好，以一己之好惡來擇人用人，順心又省力，在一些人看來是“何樂而不為”的事情。然而，這樣的選人用人方式，卻有悖于選人唯賢、任人唯賢的公理。“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人才的種類各異，性格也千差萬別，但只要是有利于事業，就應當選用出來。以個人好惡取人的做法不符合“五湖四海”原則，限制了選人用人的范圍，容易漏掉那些“與己不同”的有用之才，甚至會出現任人唯親、所用非人的情況。退一步來講，即使選出的人真的是出類拔萃，也很難擺脫得了徇私廢公的嫌疑。

回溯歷史，在選人用人上，有不少佳話。曾國藩廣納人才而且擅長使用，“集眾人之長，補一己之短”，其舉薦的人才遍布各行各業，甚至出現“國之重臣，悉出曾門矣”的景象。孔子的學生宓子賤深諳識人用人之道，在治理單父縣時，識破那些阿諛奉承的“陽橋魚”，重用德才兼備之人，從而留下“鳴琴而治”的千古美談。鑒古觀今，如果將“看著順眼”“用著順手”作為知事識人的標準，難免會落入“以獨見為明”的泥潭，不僅無法廣納天下良才而用之，而且還會阻塞視聽。

1980年，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不少同志只是看到周圍熟悉的一點人，總在原來的一些人中打圈子，不會深入到群眾中去選拔人才，這也是一種官僚主義。這一告誡，不可謂不深刻。選拔任用人才，不能囿于一時一隅，更不能只論親疏遠近。“要建立以德為先、任人唯賢、人事相宜的選拔任用體系，堅持好干部標準，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廣開進賢之路，堅持事業為上，以事擇人、人崗相適。”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要求，應當成為各級黨組織和組織人事部門的自覺遵循。

《論語》有言，“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在選拔任用干部這件事上，就要視其干事本領，觀其精神狀態、工作作風，察其理想信念、政治擔當，皆“所安者”，才是新時代需要的高素質干部。去個人好惡，以公心擇人，方能選出組織放心、群眾滿意的好干部。（張樸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