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正統初期，“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先后淡出政治舞臺，有明以來第一位權監王振開始專擅朝政，招權納賄，大小官員爭相獻金求媚。正統十一年(1446年)，時任山西巡撫的于謙進京奏議，有人勸他：“即使不送金銀財寶，也可以帶些諸如手帕、線香和麻菇之類的山西名產討好王振。”于謙淡然一笑，拍拍雙袖，嘴里蹦出四個擲地有聲的字“唯有清風”，并作《入京》以明志，詩云:絹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歷史鏡頭倒回永樂八年(1410年)的一天，年僅12歲的于謙駐足在一座石灰窯前，眼見一堆歷經錘打從山中采出的青石，經過熊熊烈火煅燒，化作白色粉末，他深有觸動，沉思片刻之后吟出膾炙人口的千古名篇《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這段時間，一直在看電視劇《大明王朝1449》，該劇講述了土木堡之變后，救時宰相于謙力排南遷之議，堅請固守京師，再造大明的千古功績。于謙，字廷益，號節庵，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生于浙江杭州。永樂十九年(1421年)，考取進士。宣德元年(1426年)，他隨明宣宗朱瞻基討平漢王朱高煦叛亂，奉旨面唾朱高煦種種罪行，義正辭嚴，正詞嶄嶄，朱高煦伏地戰栗。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變后，他以代理兵部尚書銜，組織京師保衛戰，擊退瓦剌兵的入侵。景泰年間，他鏟除奸黨，輔助朝綱，發展經濟。景泰八年(1457年)，奪門之變后明英宗復位。于謙遭石亨、徐有貞誣陷 “意欲迎立外藩”，被冤斬于崇文門外。死后，家無余財。《明史》贊其“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

當前，不良官場文化現象時有出現，一些黨政干部推崇關系學、厚黑學和官場術，奉行關系網、潛規則。有些地方官借進京出差之機，“拜碼頭”“找靠山”“做攻關”“登云梯”，買官跑官要官，說情打招呼無處不在;一些黨政干部一心只想當大官，一門心思“抱大腿”“搭天線”，“兩年不提拔、心里有想法”“三年不挪動、就要去活動”，把心思用在拉關系、跑門路上,把精力花在找后臺、尋靠山上，工作不理了，民生不管了，嘴上還不時冒出兩句“為黨盡職、為民造福”之類的口號;一些“地方大員”熱衷于搞“政治投機”和“政治攀附”，主政一方，大搞權力尋租和利益輸送，把自己主管的領域變成“權錢交易所”，靠“政治攀附”賺大錢，賺了錢再去“孝敬”“攀附”;一些官員癡迷“政治資源”、熱衷“圈子文化”，對上諂媚逢迎、甘做“家奴”，對下頤指氣使、自居“老板”，不謝黨恩謝私恩、不認組織認靠山;更有一些黨政干部“拉山頭”“畫圈子”“找團伙”,搞門客門宦門附，左右拉扯、上下勾連，惡化了地方政治生態。

“政治攀附”之所以存在，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總有高層級的領導喜歡“被攀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梁不正下梁歪”。這種扭曲的心態造成了不少干部在所謂要人、名人、能人面前直不起腰，在面子、圈子、場子里動不了真，在私心、私情、私利糾結中撕不開臉，在理想、信念、事業上提不起勁。為了實現“攀附夢”，這些人往往開始在經濟上“貪婪”，前腳剛剛成為達官顯貴的“座上賓”，后腳就因破紀破法淪為“階下囚”。“政治攀附”不僅污染了黨內政治生態，同時也破壞了五湖四海、任人唯賢的選人用人標準。

良好的政治生態，是干部干事創業的重要保障。習近平指出，黨內絕不允許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搞了就是違反政治紀律。黨員只有一個上級,那就是組織。干部只有一個靠山,那就是人民。當下，要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環境，維護清清爽爽的同志關系、規規矩矩的上下級關系。要大力弘揚忠誠老實、公道正派、實事求是、清正廉潔的價值觀，對像于謙一樣，個性鮮明、堅持原則、敢抓敢管、不怕得罪人的干部，符合條件的要大膽使用，切實為敢于擔當的干部撐腰鼓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嚴肅執紀問責，對“政治攀附”露頭就打,拔出蘿卜的同時還要帶出泥。要強化干部選拔任用監督，堅決鏟“山頭”、破“圈子”、倒“后臺”，把政治規矩“立”起來，有效扭轉“政治攀附”變態心理，徹底阻斷“政治攀附”現象的蔓延。（滁州市瑯琊區紀委監委 張登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