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就沒有決策權，要求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趙樂際同志也多次明確要求紀檢監察系統要開展大調研，把全面從嚴治黨的思路舉措搞得更加科學、更加嚴密、更加有效。

這不禁使人聯想到2017年7月新華社的一篇報道。報道稱，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干部熱衷于“彗星式”調研，為人民群眾所詬病。何謂“彗星式”調研？一位鄉鎮干部說得好：省里下來個分管副廳長調研，市里要安排副市長陪，副市長叫上副局長，副局長又拉上業務科長。到了縣里，再加上縣委書記、縣長、副書記、分管副縣長……一進村，人連成一串、車排成一隊，從頭到尾望過去，可不就像拖著一個長長尾巴的彗星！

古人云，“來而不往非禮也”。可問題的關鍵是，過去，一些領導干部下基層之前，均要發文件、下通知、打電話，下屬為了讓上級領導“滿意”，要求基層必須事先“踩點”和特殊安排，甚至說對領導的行車路線、參觀地點和走訪對象都要進行精心設計和必要包裝，更有甚者，連走訪對象見了領導說什么、怎么說、穿什么、戴什么，家中院內的桌上應該擺什么、怎么擺等都要事先準備好了。

說白了，這種“彗星式”陪同，實為拉關系、套近乎，是把公共資源變為博得領導歡心、提升人脈的一種手段。有些情況是上級“有要求”不陪不行，但更多的還是下級“有想法”非要陪同。而一旦風氣形成，就會身不由己，本來是好端端、有意義的走訪調研竟然被風氣給綁架了。

究其根源，就是受“官本位”理念的影響，使得“彗星式”陪同變成一種不成文的規制。在某些領導眼里，“彗星式”陪同已不是簡單的禮儀形式，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于是，便有某縣接待辦主任“一晚陪八場酒席”、某副縣長“一天陪上級領導洗八次澡”、某縣長“一天接待九撥領導”等等司空見慣的咄咄怪事，這恐怕才是“彗星式”調研、檢查之風背后的真問題。

“正確的決策離不開調查研究，正確的貫徹落實同樣也離不開調查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刻舟求劍不行，閉門造車不行，異想天開更不行，必須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中央“八項規定”早有“輕車簡從”“減少陪同”“簡化接待”等規定，《中國共產黨工作機關條例（試行）》也明文規定，“外出要輕車簡從，最大限度減少對群眾生產生活的影響”。

那么，如何將“強調”“禁令”“規定”落到實處就成了關鍵。杜絕“彗星式”調研的不良風氣，僅停留在倡導、示范、帶頭，往往收效甚微。這就說明失去配套懲處措施的禁令，實施起來難免就會成為銀樣蠟槍頭，缺乏應有的威懾力。再說了，“禮多人不怪”“舉手不打笑臉人”等思想著實在不少領導干部的頭腦中還根深蒂固，上級一見下級搞違規接送便拉下臉來搞“下不為例”也不太現實。更何況，上級失去下級迎來送往的風光排場后，其本身就有一種心理上的失落，要適應這個接待方式的轉變，本身就得有個心理調適的過程。

干部給群眾一寸，群眾會還你一尺。領導干部只有真正深入基層，廣泛聽取基層干部群眾意見，才能把好事辦實，實事辦好。那種走馬觀花、蜻蜓點水、事先“踩點”的調研不是真正的調研，了解不到真正的民情民意。在這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已為各級領導干部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他們所到之處，總是沖破基層官員事先安排好的“路線圖”，直接到村莊、入社區、進家門，與群眾交心懇談，親身體驗，親力親為，掌握情況，解決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曾形象地比喻說，調查研究就像“十月懷胎”，決策就像“一朝分娩”。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科學決策的過程，千萬省略不得、馬虎不得。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核心在“全面”，難處也在“全面”。解決黨員干部不“身入”基層，不“心到”基層，一些調研議政活動還存在調查浮于表面、深入實際不夠的問題，首先要管住官員的權力之手，將權力關進籠子里。假如官員的考核與升遷不再取決于上級的“一紙任命”，是與百姓及下屬感受評價掛鉤，相信“彗星式”調研之風將會不攻自破；同時，要管住官員手中的錢袋子，假如“公費”開支的閥門一關，一切費用都由好事者自己去負擔，相信“彗星式”調研之風就不會如此盛行。

深入調查研究，是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的必然要求。坐在辦公室里想想都是困難，到基層看看全是辦法。只有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多一些“突然襲擊”，少一點“刻意而為”；多一些“自選動作”，少一點“僵硬教條”，善于從群眾中汲取智慧，練就從群眾的“后院”和“角落”里發現問題的本領。令必行、行必果，我們的禮儀一定能夠來自正途，走上正軌。廣大黨員干部尤其領導干部只有以上率下、身先士卒，把“說真的、干實的、碰硬的”層層傳導，一級帶著一級干、一級做給一級看，才能贏得民心，贏得一切。 （潁上縣紀委監委 朱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