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周敦頤在廬山蓮花峰下擇溪而居，筑室曰濂溪書堂，兩年后，寫下《愛蓮說》。這時的周敦頤，已經47歲了。周敦頤之前，東晉名僧慧遠與大隱陶潛就曾在廬山結成蓮社，廬山的蓮文化，源遠流長。《愛蓮說》的精神在繼承中發展到現在，更被歷代文人雅士賦予了豐富的內涵，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蓮文化：在書畫文化中，蓮是賦詩作畫的題材；在情感文化中，蓮是寄情懷人的載體；在隱逸文化中，蓮是山水田園的象征；在官場文化中，蓮是清正廉潔的比喻……蓮之愛，可畫于圖，可詠于詩，可形于舞，可寄于信，可品于人。

“蓮，花之君子者也。”君子，可謂是周敦頤為蓮賦予的經典形象，蘊含著周敦頤對人性的深刻理解。

君子作為儒家的人格追求，在很早就大量出現在了先秦的儒家經典中。《易經》中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經》中說“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到了《論語》中，君子出現的頻率更加高了，形象也更加豐滿。“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君子道者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君子有九思”（《論語·季氏》），“君子求諸己”（《論語·衛靈公》），“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立于禮，成于樂”（《論語·述而》），“君子坦蕩蕩”（《論語·述而》）。

作為理學先驅的周敦頤，其對君子的理解與儒家一脈相承，但又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周敦頤在其名作《太極圖·易說》中寫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其另一名作《易通》中論“德”：“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理、通曰智，守曰信。”可見，周敦頤深受儒家文化“仁義禮智信”的理想人格的影響，把社會進步的希望寄托在君子的美好品格身上。

但是不同于《大學》中對君子修身方法的要求——“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獨也。”周敦頤超越了這種“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人生觀，而是把修身擴展到了一個更宏大的視域中。所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正意味著無論環境是“朱”抑或是“黑”，君子都能潔身自好，在壞的環境中，也能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識，有著極高的自律程度。

周敦頤對傳統君子慎獨修身法的超越可以歸結為：君子所面臨的環境往往已不是早期儒家所處的環境，而是一種更為復雜的環境，但君子身處其中，仍要堅守自身的操守，堅守自己的道德原則。君子不僅要時刻與自己的心魔作斗爭，還要與外部環境的不良影響作抗衡，真正做到保持內心的純凈。

小人汲汲于富貴，戚戚于貧賤，而對于君子來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其根本區別在于對待利益的態度不同。對萬事萬物的品評，最終都要落到人的本身上來。構建一個和諧社會，其實就是對人的德性的改造與構建。保持清廉的作風，其實也就是加強人格修養的過程。蓮文化揭示了廉政文化建設的要義——加強道德自覺，而奉公守法，則是道德自覺的外化而已。廉政文化在中國歷史中有深遠的影響和重要的地位，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其基本內涵就是廉潔自律，克己奉公。以蓮為喻，乃是通過蓮“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清凈本性，要求公職人員做到自凈自律。

讀《愛蓮說》，不只感嘆于周敦頤獨特的審美趣味，更要體會其審美旨趣與藝術修養之外，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賓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