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森（1756年-1823年），字木三，太湖縣城西鄉樹林沖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考中進士，曾授禮部主客司主事、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后擢拔湖北學政兼翰林院編修，貴州按察使，督理江蘇松常鎮太糧儲運道兼巡視漕河，云南布政使，歷宦至江寧布政使。

李長森以廉卓稱于世。任湖北學政期間，懲治科場舞弊，堅持原則，不徇私情；對地方生員飽存吝惜之心，做到寬嚴并濟，力求公平公正。嘉慶十七年（1812年）任江蘇糧道期間，道光版《太湖縣志》記載，“糧道督運，歲取給州縣輒累萬，悉除之。周行稽察，不劾一吏，而民輯漕清。定議章程，迄今守其成法。”同治版《太湖縣志》記載，李長森“革除陋規，嚴治蠹棍，漕法一新。”他每任一職，皆能有所成就，在專務漕政的時候，對江南三省（江蘇、安徽和江西）的關白（公文、報告或通告）等數據了如指掌，老吏們相顧驚愕，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的上司。

嘉慶十九年（1814年）七月，李長森回任江寧布政使。甫到任，江蘇地區大旱，造成大饑，他立即和時任兩江總督張百齡一道，號召官宦和富戶義捐賑災，平抑糧價，散政施粥。同年十二月，即將離任之際，李長森仍不徇顧私情，還查獲已革前任布政使陳桂生隱匿虧短銀兩、冊報多寡懸殊一案和溧水縣知縣克什布經手錢糧虧短銀兩一案。可謂善始善終，善作善成。

李長森退休準備回太湖縣老家養老時，有很多同道故友相約贈送禮物，李長森當場謝絕，曰“若知名節之難乎？垂老而喪其守，何忍也？”意思是說一個人做官一輩子，終生堅守清廉的氣節很不容易，我現在都老了，你這么做不是在害我嗎？讓我情何以堪。可謂發自肺腑，在場的人無不肅然起敬。回到家鄉后，他不以高官自居，為人謙和，一直熱衷于家鄉的公益事業。“俸余所積，周恤鄰族，而產不逮中人。”他散盡余財，率叔伯子侄和地方鄉紳一道，在老縣城北關八仙巷建立“敦善堂”，收養窮民，施藥治病，資助他們發展生產。

道光版《太湖縣志》對李長森的仕宦生涯進行了總結。“森精明公正，揚歷中外，垂三十年。所至著政聲，絕苞苴，杜請謁，無生色玩好之娛，屬吏不敢以侈見。”清末桐城派文學家姚永樸的《舊聞隨筆》里，有一篇《汪家門制軍》短文，記述道，“太湖李木三與公（公指汪志伊，歷宦至閩浙總督，李長森次子李振鈞的岳父）同時居官，并有廉名，時人稱為汪白菜、李鍋粑。鍋粑，皖語，謂鍋底焦飯也。”李長森與親家汪志伊二人公差在外，從不打擾州縣，甘啖粗食，都是自己帶咸白菜或鍋粑下飯。時人送李長森外號“李鍋粑”。可見他們的操守極為清廉，時官稀見。

李振祜（1777年-1850年），字錫民，李長森長子，李振鈞之兄。嘉慶六年（1801年）考中進士，因他曾任吏、戶、禮、兵、刑、工這六部主事，太湖人尊稱他為“六大人”。自嘉慶初年入仕后，李振祜從品階最低的內閣中書晉升到刑部尚書、太子太保，歷官48年36任。道光帝曾賜紫禁城騎馬殊榮，謚號“莊肅”。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李振祜任山東學政，對平時缺乏公信力和廢弛公事、辦案不力和相互包庇、護贓行強和分肥藐法等官員進行精準懲處，重典治亂，毫不留情。山東境內一時井然有序。

李振祜在任刑部尚書時，始終以國家為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清朝和英軍在寧波一帶作戰，有位叫余步云的提督，狡猾無戰志，臨陣脫逃，造成鎮海和寧波相繼失守。當時朝廷三司會審，有朝臣要袒護余步云，唯有李振祜認為余拋棄海疆，喪失國土，決不可饒恕，他力排眾議，親自定案，斬殺了余步云。道光皇帝親侄子奕經、族侄奕山后來也因督戰失敗，道光皇帝想保救，從寬處罰。李振祜認為此事與余步云一案如出一轍，判處他們為斬監候。李振祜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不畏強權，執法嚴明，對清廷“恪恭盡職”，多次上奏彈劾有關違法亂紀官員，得到嘉慶帝贊賞，還以自己巡查失察，請求處分。宦績載《清史稿·列傳》。

李振鈞（1794年-1839年)，字仲衡，李長森次子，李振祜之弟。道光九年（1829年）大魁天下，考中狀元。先后授翰林院修撰、文淵閣校理、國史館和功臣館纂修和順天鄉試同考官。李振鈞為人清風傲骨、不慕名利，“顧性傲岸不羈，語言戇直，不合于時。”其父親李長森、長兄李振祜均為朝廷重臣，岳父汪志伊為閩浙總督。但他不愿奔走于公卿之門，沽名釣譽，更不愿借家族名望和資源而謀取高位。他痛恨當時官場腐敗、用人不當，自寫詩道：“山木不材偏占地，紙鳶何益竟沖天”“最愛多情清靜水，不因河曲強回頭”，在朝廷中是難得的一股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