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安慶大別山脈。安慶市紀委監委供圖

圖②：安慶市主要廉潔教育場所分布圖。 安慶市紀委監委供圖

圖③：六尺巷廉政教育基地。 吳菲 攝

圖④：黨員干部在鄧稼先故居參觀。 安慶市紀委監委供圖

圖⑤：獨秀園鳥瞰。安慶市紀委監委供圖

浩浩蕩蕩的長江水，沿著安慶城日夜奔流不息，為這座雄壯的古城平添了幾分秀麗。安慶歷史悠久，是沿江北岸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明末愛國志士錢澄之就是此地人士，詩文尤負盛名，他在詩中這樣描寫安慶：“長江萬里此咽喉，吳楚分疆第一州。峰色晴開天柱曉，濤聲夜送海門秋。”古人在此留下不少詩篇，伴著滔滔而去的長江，山長水闊中，我們仿佛還能聽到李白、白居易、楊萬里、陸游、范成大、王陽明等無數古人的吟誦之聲。

六尺巷中天地寬

六尺巷很窄，個子高的人張開雙臂幾乎能觸及兩側墻體，但是這里的道理卻寬到可以容納天地；六尺巷很短，短到走完不過一兩分鐘，但這條巷子卻從清代康熙年間一直走到現在，走了三百余年。

據清末桐城大儒姚永樸的《舊聞隨筆》記載，康熙年間名臣張英在安徽桐城的家人因宅基問題與鄰居吳家發生糾紛，張家人千里傳書到京城，張英收書后遂批詩一首加以開導：“一紙書來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張家人得書后豁然開朗，主動退讓三尺，吳家人見狀深受感動，也退讓三尺，就留下了今日的桐城“六尺巷”。

我們講這條路寬不止“六尺”，是指寬在精神境界、寬在大道至理。張英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康熙對他的評價是：“始終敬慎，有古大臣風。”張英淡泊名利，一心為公，“民生利病，四方水旱，知無不言”，平時教育子弟倡導“務本力田、隨分知足”，并寫下《聰訓齋語》《恒產瑣言》兩部家訓，可見其格局與氣象。

其實上溯淵源，明代隆慶年間張家的先輩張淳就中了進士，與其同朝為官的就有張居正。彼時，幾乎人人攀附張居正，而張淳則始終以禮相待。張居正的父親過世，張居正特意寫信“請”張淳寫祭文，張淳卻婉拒了。張淳，就是張英的祖上。經歷明清鼎革，張家始終耕讀傳家，漸成桐城望族，而這種謙虛禮讓的風骨，也漸成張氏家風。

佇立在六尺巷頭，思想當年這番往事，我們內心不禁也滋生對吳家人的敬佩。據《桐城縣志略·舊聞隨筆》記載，張吳兩家都是當地的名門望族。吳氏自明代正德至清初順治，一族之中舉進士者達十人，入仕為官者也有數十人之多。名臣有吳一介，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官至河南右布政使。早在明代晚期至清代初年，張吳兩家就一直通婚。

正是張家的豁達大度打動了吳家，也是吳家的知書達理成全了六尺巷。今日六尺巷的牌坊上鐫刻著“禮讓”二字，這是厚德載物的大智慧，你我皆讓，則天下太平。區區六尺之巷，彰顯著中國人“心底無私天地寬”的博大品格。

“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形成了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處世之道。《禮記·禮運》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正如《論語》所說“禮之用，和為貴”，這已經在數千年間內化為中國人的文化基因。

浩然之氣傳千秋

“抵天柱而枕龍眠，牽大江而引樅川”，桐城地處大別山東麓、長江北岸，是皖西南的交通樞紐和承東啟西的要沖之地，素有“兩江劇邑”“七省通衢”之稱。這里自古地靈人杰、文風昌盛，影響中國文壇200余年的“桐城派”在此孕育光大。

桐城古城依山面水，城池輪廓形似龜形。自唐正式定名“桐城”以來，迄今已有1200多年的建城史。古城內建有文廟、書院等，建筑風格如桐城派文風一樣簡樸雅致。六尺巷的主人公張英，就是桐城派文學思想重要的傳播者和文學創作的實踐者之一。

“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極天云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這段文字出自我們中學時就耳熟能詳的《登泰山記》，作者清代姚鼐就是桐城派古文大家。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散文流派，文派以城為名，以其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的籍貫均為江南安慶府桐城得名，其文論博大精深，影響深遠，對當代文學仍有啟迪作用。桐城派統領清代文壇200余年，這也使得素有“文章甲天下，冠蓋滿京華”的桐城獲得了“文都”的美譽。

桐城派大家方苞曾經寫過《左忠毅公逸事》一文，紀念明代桐城先賢左光斗，這篇文章同樣名滿天下。

左光斗，明朝萬歷年間進士，官至左僉都御史，“東林六君子”之一。他為官心系國事，匡扶正義，清直敢言，頗有政聲，因魏忠賢閹黨致禍，下獄致死，崇禎年間得以昭雪。

左光斗善于發現人才，史可法就是他的學生。左光斗在任學政時，風雪嚴寒中進入古寺，看到一個書生伏案而臥，他輕輕拿起其文稿，覺得氣概非凡，于是脫下自己的外衣給書生蓋上。這名書生正是史可法。后來左光斗入獄，史可法前去探望“抱公膝而嗚咽”，被左光斗怒罵：“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史可法多年后提起此事，依然淚流滿面：“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受老師影響，史可法也成為國家棟梁。他的浩然正氣一直激勵著后世的中國人，尤其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史可法的英雄氣節更加激起人們的斗志。

1937年，“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義勇軍進行曲》的詞作者、戲劇家田漢憑吊史可法，他感慨萬分地吟誦道：“江潮如吼打孤城，百世猶聞殺敵聲。今日傾危如昔日，我來嶺上訪先生。”

一腔熱血染紅旗

“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孤松獨秀如椽筆，日月雙懸照古今。”這是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盛傳的一首詩，“北李”是李大釗，筆名孤松，“南陳”則指陳獨秀。

1879年，陳獨秀出生在安慶，1942年病逝江津，后遷葬回故鄉，沉睡在今天安慶的獨秀園中。紀念館內莊嚴肅穆，詳細介紹了陳獨秀壯烈的一生。

在陳獨秀的影響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走上了革命道路。父親是他們的革命導師，而這兩位學生，在革命的大道上，走得比導師更堅定、更壯烈。

1925年6月，陳延年、蘇兆征、鄧中夏等領導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成為世界工運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大罷工。1927年6月底，陳延年為掩護其他同志脫險，不幸被捕。他在獄中與敵人進行了頑強的斗爭，敵人用盡酷刑，將他折磨得體無完膚，最后壯烈犧牲。

譚天度，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與陳延年相識已久，在革命危急關頭，是陳延年的一番談話讓譚天度找到了革命的方向。在譚天度后來的革命道路上，經常可見陳延年的影響。譚天度曾經作詩《夜過梅花尖》：“敢攖強暴憑風骨，能負艱危仗鐵肩。正值國家多難日，堅貞應似梅花尖。”這首詩，既是譚天度自勉，也是對陳延年的緬懷。

獲悉哥哥犧牲，陳喬年淚如雨下，將滿腔悲憤化成對革命的無限忠誠——他要去完成烈士們未竟的事業。當時的武漢，已經被白色恐怖所籠罩，陳喬年不避風浪，冒著生命危險奔走于大江兩岸，那滔滔的江水是哥哥等烈士們流不盡的英雄血。后來，他又被調往上海工作，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中進行地下斗爭，使上海和江蘇地區的工作不斷推進。

因叛徒的出賣，1928年春，陳喬年被捕。盡管傷痕累累，他依然樂觀地說：“讓我們的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龍華血灑楓林橋，追隨哥哥陳延年而去，年僅26歲。

魯迅在《致顏黎民》中有這樣一段話：“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龍華，也有屠場，我有好幾個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所以我是不去的。”魯迅所說的好幾個青年朋友，就包括陳延年和陳喬年。年年桃花放，山河代代紅，龍華的桃花，以四季輪回的方式紀念著烈士的英魂。

我們尋訪陳延年、陳喬年讀書處，位于安慶市迎江區大南門特色文化街，為一組晚清民居式建筑，1995年被公布為安慶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1年被公布為安徽省首批不可移動革命文物。這里展示了陳延年、陳喬年短暫而光輝的一生，謳歌著他們將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奉獻給偉大事業，用生命和熱血詮釋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偉大的精神。

走訪中我們了解到，今年安慶市獨秀園已接待參觀學習者10余萬人次，“二陳讀書處”自9月22日至10月8日試運營期間即已接待參觀者超5萬人次，接待青少年6000多人次。這不由得讓我們想起陳氏兄弟的好友汪原放曾經為他們寫的一首悼念詩：“楓林橋畔待車時，磊落英姿仔細思；血肉欲尋何處是？斑斑點點在紅旗！”

為國為民不辭勞

潛山位于皖西南大別山區腹心地帶，是安徽早期革命星火的重要傳播地、大別山革命烽火的重要燎原地、皖南革命火種的主要來源地和皖西解放戰爭初期的領導中樞。

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和大革命時期，潛山成為安徽馬克思主義傳播和黨組織活動開展較早的地區，涌現了包括中共安徽省委首任書記王步文，以及余大化、王效亭、程千里、柳文杰、陳履謙等在內的一大批革命英烈。1935年2月在潛山成立中共皖西特委，對于恢復和發展地方黨組織、支撐紅二十八軍三年游擊戰爭、實現大別山“二十八年紅旗不倒”做出了重要貢獻。抗日戰爭時期，潛山是新四軍敵后抗戰的重要區域。解放戰爭時期，潛山是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重要目的地和戰略支撐地，是渡江戰役打過長江、解放全中國的重要后方基地。在中國人民追求民主進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進程中，潛山軍民浴血抗戰，樹立起不朽豐碑。

2023年7月，安徽省潛山野寨中學20名新考取軍校的畢業生，寄出了一封特殊的信件，收信人是習近平總書記。2023年秋季開學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給他們回信，對他們予以親切勉勵，激勵青年學子走好軍旅路。

野寨中學從建校之初，就有著濃厚愛國氛圍。位于校園中的抗日陣亡將士公墓是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入選第三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在這所學校，考上名校不是最自豪的，考上軍事國防類院校才是師生們最為驕傲的。在學校博物館的展墻上，我們看到了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的20名學子的照片，稚氣未脫的面孔上充溢著堅毅。

這不由得讓人想到位于安慶市宜秀區的兩鄧故居，這里是清代藝術大家鄧石如的故居，也是“兩彈元勛”鄧稼先（鄧石如第六世孫）的出生地。這里有見證鄧稼先幼年成長的重要物件，陳列有鄧稼先生前的生活用品、學習用品和辦公設備、書籍、文獻等，均為其夫人許鹿希、兒子鄧志平及家屬捐獻。

瞻仰中，忽然想起曾經讀過的一段關于鄧稼先的往事，有一位戰友問他：“稼先，你說再過幾十年，人們還記得我們這些人的名字嗎？”鄧稼先微微一笑，說：“記得或者不記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為國家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

看著這里的一草一木、一書一物，我們更真切地明白了什么是中華民族的脊梁、實現強國夢的先鋒。（劉同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