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國古代的文章大家，我們總會想起“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聲名遠播，與中國的選本文化密不可分，八大家文采斐然，人格亦備受推重，能夠“載道”之文，必出自仁義之士。回顧這些文章大家的煉成之路，固然與其天賦、努力密不可分，但良好的家風(fēng)家訓(xùn)也至關(guān)重要。下面我們就到唐宋八大家的“書香門第”去看一看，感受、體悟他們的家風(fēng)家訓(xù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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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教子勤讀書，養(yǎng)成君子人格

韓愈與柳宗元出生時，安史之亂剛剛平息，盛唐已成歷史，這對中唐時代的雙子星，將并肩領(lǐng)導(dǎo)唐代古文運動。

韓愈是河南河陽人，自稱“郡望昌黎”，從七世祖韓茂一直到他的父親韓仲卿，世代為官且政聲良好。李白還曾為韓仲卿撰《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去思碑是古代很常見的一種碑志，官員離任地方后，當?shù)厝怂寄钇涠鞯拢埉斒牢恼麓蠹易珜懰臑楣偈论E與個人品德。對于韓仲卿的賢德，李白妙筆生花，“惠如春風(fēng)，三月大化，奸吏束手，豪宗側(cè)目”，讓人不禁神往。

韓愈三歲時，父親便去世了，他由兄長韓會撫養(yǎng)，韓會因過度操勞早逝，韓愈又由寡嫂辛苦照料，幼年時艱苦的生活磨煉了他的意志，讓韓愈變得性情剛毅、百折不撓。他將《去思頌碑》拓片掛在書房墻上，時時看、時時想。

韓愈不僅是一位文學(xué)家、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在《進學(xué)解》中說“業(yè)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對于家庭教育，他一貫重視，致力于將勤奮好學(xué)的家風(fēng)傳承給子孫。

韓愈反復(fù)告誡其子韓昶，要認真讀書，不斷充實自己，才能成為一個君子。韓愈曾寫詩給韓昶：“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讀書是立身之本，“學(xué)問藏之身，身在則有余”。同時，他教育兒子不能依靠父輩取得的成就，而要立足于自己的奮斗所得，所以他說“君子與小人，不系父母且”。

與韓愈同朝為官、相互勉勵的柳宗元，出自赫赫有名的河?xùn)|柳氏，祖上從魏晉直至隋唐賢才輩出，河?xùn)|柳氏之所以能興盛數(shù)百年，離不開其深厚的家學(xué)家風(fēng)家教。柳宗元從小便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某始四歲……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柳宗元四歲時，母親盧氏就開始對他進行啟蒙教育。

父親柳鎮(zhèn)對柳宗元的影響也很大，柳鎮(zhèn)當時以文章聞名于世，同時還是一位為人剛正的官員，在擔任監(jiān)察御史時，曾因秉公執(zhí)法審理一地方官的遺產(chǎn)案而得罪權(quán)貴遭貶。柳宗元在多篇文章中強調(diào)柳氏對家風(fēng)家教的重視，如“世德廉孝，飏于河滸，士之稱家風(fēng)者歸焉”；“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嗣家風(fēng)之清白，紹遺訓(xùn)于儒素”，字里行間流露出柳宗元對本家家風(fēng)的認可與自豪。

柳宗元用實際行動踐行柳氏家風(fēng)，他造福永州、柳州等地，恩澤久長，一生為官清正，死后家境艱難，以致無力治喪，最終由友人出資安葬。柳州百姓修建了柳侯祠紀念他，千年過去，那里滿目蒼翠、清風(fēng)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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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于官下宜守廉”——告誡晚輩居官當清廉，修身要嚴謹

在中國文化史上，如果說孔子與老子、杜甫與李白的相遇，如同太陽與月亮在天空中相會一樣燦爛輝煌，那么兒時的歐陽修第一次在玩伴家中看到韓愈文章殘篇時，則像小溪遇見高山，他縈繞許久，小溪變成了大江，浩浩蕩蕩向東流，終于成就了宋代散文的新氣象。

小時候的歐陽修日子過得很苦，他四歲時父親歐陽觀病逝，母親鄭氏很是要強，盡自己所能教導(dǎo)歐陽修，因家中貧困，母親便用荻管當筆，在沙地上教他寫字，留下“畫荻教子”的家教美談。

鄭氏還將歐陽修父親的故事講給他聽，教育他要以父親秉公勤勉為榜樣。后來，歐陽修當官時因仗義執(zhí)言被貶，怕連累母親而跪地流淚，母親寬慰他，說自己不怕吃苦，后來歐陽修又遭貶，母親坦然表示，凡事求得問心無愧便可。歐陽修不負母親期望，一生崇學(xué)重教、廉潔奉公。

歐陽修有意將優(yōu)良家風(fēng)傳承下去，寫下《誨學(xué)說》和《與十二侄》等多篇家書，微言大義，影響深遠。在《誨學(xué)說》中，他寫道：“人之性，因物則遷，不學(xué)，則舍君子而為小人，可不念哉？”強調(diào)學(xué)習(xí)修身的重要性，告誡晚輩要努力學(xué)習(xí)，磨礪品性，提升品德修養(yǎng)。他在《與十二侄》中說：“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歐陽修言辭堅決拒絕侄兒孝敬他的美意，諄諄教誨侄兒嚴格自律，注意瓜田李下，并以“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一物，汝可安此為戒也”之語，教導(dǎo)侄兒無論何時都要保持簡樸作風(fēng)。

“初謂獨軒然，百鳥而一鶚。”這是歐陽修初見曾鞏時的評價，歐陽修喜歡這個弟子，不獨因他的文才，還因曾鞏處事沉穩(wěn)、不驕不躁。曾鞏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曾致堯曾任戶部郎中，父親曾易占為太常博士，均以清正廉明聞名。

據(jù)《南豐縣志》記載，曾致堯一次告假回鄉(xiāng)看望母親時，母親置酒園中，親戚們看到曾致堯穿著寒酸、仆馬瘦弱，議論紛紛，母親卻說：“貧而見我，是我榮也。若黷貨而歸，貽吾憂矣。”還有一次，曾致堯面見宋太宗，太宗談到國庫充盈很是高興，而那時卻有地方正遭遇旱災(zāi)，曾致堯委婉說道：“未及江南一夜秋雨之為富也。”因此南豐曾氏有“秋雨名家”之稱。

曾鞏父親曾易占曾任泰州如皋知縣、信州玉山知縣，任上懲惡揚善、救災(zāi)濟民、輕徭薄賦，政績頗多。后來曾易占被人誣陷，他失官不辱，從容著述。曾易占去世時，曾鞏還未考中進士，家境衰落，他只能輟學(xué)回歸故里，孝順侍奉繼母，用心撫育四個弟弟、九個妹妹，這樣的日子，曾鞏堅持了十年。

曾鞏在困頓中“勵其志、堅其守、廣其學(xué)”，對弟弟們亦兄亦父亦師，悉心教導(dǎo)，嚴格督學(xué)，最終其家人在科舉考試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曾鞏曾作《學(xué)舍記》《南軒記》兩文，自述“予之卑巷窮廬，冗衣礱飯，芑莧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愿易也”，抒發(fā)自己安貧樂道、以忠養(yǎng)心之志，這也是對家訓(xùn)家規(guī)的恪守與傳承。曾氏忠孝為本、修身立世的家風(fēng)家教澤被后世，子孫在思古慕賢中名家輩出。

王安石年齡比曾鞏小兩歲，考中進士卻比曾鞏早了15年。王安石少年跟隨父親宦游各地，接觸現(xiàn)實，開闊眼界。他的父親王益做過主簿、判官、知縣、知州、通判等多個地方官職，一生“蹭蹬不達”。王益在處理政務(wù)時，“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笞一人”，居家教育晚輩時，“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為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這種對道理耐心細致的教育引導(dǎo)，以及對歷史的深入剖析，對王安石產(chǎn)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也直接影響到他對晚輩的家庭教育。

《百川學(xué)海》記載，王安石要求兒子王雱求教于門客，必須是學(xué)問淵博、品行端正之士。有人說只是教兒童識字讀書的啟蒙老師，恐怕不必如此高要求吧？王安石卻說：“先入者為之主。”他寫下《傷仲永》，用生動的例子強調(diào)了后天教育和學(xué)習(xí)對成才的重要性。王安石曾給外孫寫過一首詩：“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小從他愛梨栗，長成須讀五車書。”勸勉子孫重視讀書，成為有學(xué)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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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 一方硯臺上凝聚著傳家心得

“夜夢嬉游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伴隨著一陣陣海浪聲，身處儋州、年過花甲的蘇軾從睡夢中驚醒，他又夢到了兒時父親檢查自己功課的場景。蘇軾醒后感慨，那種感覺真是如咬著鉤的魚兒一樣緊張刺激，但正是如此，才培養(yǎng)了我愛好讀書的習(xí)慣啊，這成為了我這一生中最執(zhí)著最有意思的事。

蘇軾的父親蘇洵在《名二子說》一文中寫道：“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他講述了蘇軾和蘇轍這兩個名字的由來，并根據(jù)兩個兒子的不同性格，分別表達了希望、擔憂與提醒，作此文時，蘇洵39歲，蘇軾11歲，蘇轍才8歲。這些有趣的故事反映了“三蘇”的家庭生活日常細節(jié)。

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據(jù)三席，人們在贊嘆其天才的文學(xué)才華時，往往忽視了他們刻苦讀書的一面。蘇軾祖父蘇序為人慷慨、樂善好施，他曾道：“吾欲子孫讀書，不愿富。”《三字經(jīng)》中有“蘇老泉，二十七。始發(fā)憤，讀書籍”，說的就是蘇洵用功讀書、大器晚成的故事。蘇洵特別注重子女的教育，并且教子有方。

相傳蘇軾、蘇轍幼時貪玩不愛讀書，蘇洵便設(shè)法誘導(dǎo)，在二子玩耍時故意在他們看得見的地方看書，待二子看到他時又故意慌忙把書藏起來，激發(fā)他們的好奇心，逐步引導(dǎo)他們愛上讀書。蘇洵還經(jīng)常帶著二子走訪名師高士，通過游學(xué)增長見識。

除了蘇洵的言傳身教，蘇軾、蘇轍的母親程氏勸夫以進、教子以學(xué)、持家以儉，也為孩子樹立了榜樣。一次，程氏教蘇軾讀書，讀到東漢忠烈之士范滂因直言得罪權(quán)貴，被迫流亡與母訣別的故事。蘇軾便問母親：“軾若為滂，太夫人亦許之否乎？”程氏十分欣慰并回答道：“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還有一次，蘇家有人發(fā)現(xiàn)地陷露出一個甕，可能藏著金銀，但程氏卻不為所動，命人將坑填好，告訴大家此為前人埋下，不屬于蘇家，誰也不準去挖取。這讓人不由想起蘇軾在《赤壁賦》中寫到的“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

蘇軾對于自家家風(fēng)下了一番功夫總結(jié)歸納，他不僅常講父母的教子故事，而且還通過書信、詩文等形式教導(dǎo)晚輩。蘇軾在長子蘇邁走上仕途時，贈予其一方硯臺，硯底刻有銘文：“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期望兒子慎思、慎行、慎獨。而蘇轍在老年時將自家一間廂房取名“藏書室”，終日謝絕賓客，親手編輯校對整理書籍，這是他心中的傳家寶，他曾寫詩道：“詩書教子真田宅，金玉傳家定糞灰。”蘇轍之孫蘇籀曾撰蘇轍語錄一卷，取名《欒城遺言》“以示子孫”，也是蘇氏一門家風(fēng)家訓(xùn)的重要組成部分。

蘇氏家風(fēng)還在蘇軾與蘇轍兩兄弟之間徐徐吹拂。在蘇轍出使契丹之際，蘇軾寫下《送子由使契丹》諄諄囑咐，關(guān)心之余鼓勵蘇轍要謙虛謹慎、不辱使命。蘇軾極愛一孔泉水，欲得水喝，卻怕隨從偷喝泉水糊弄自己，為此頗感苦惱，蘇轍不失時機提醒“多防出多欲，欲少防自簡”，問問兄長有沒有檢視自己、約束欲望。兄弟情深，終身不渝，這種相互指引、相互升華、相互成就令人感動。家風(fēng)如一輪明月，照耀著三蘇站在了中華文化史的高峰上。

山高水長八大家，使他們終身受益的家風(fēng)家訓(xùn)并不局限于各自庭院里，而是通過他們的事跡與文章世代傳頌，一縷縷地沁潤到中華文化的血脈之中。(蔡相龍 趙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