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我們黨歷來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看待中華民族歷史，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7月16日，《求是》雜志發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出自清代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的《尊史》，意思是要掌握世間大道，必須先研究蘊含著“大道”的歷史；把握史學，才把握住社會規律。

龔自珍十分重視史學的研究，我們熟悉的“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亦是出自他筆下。在《尊史》文中，龔自珍還談到了一個優秀史官應該具備的條件：“善出入”。所謂“入”，指廣泛地了解和熟悉自然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天下山川形勢、社會風氣到禮儀、政治、軍事、刑法等，都應達到“皆知之”以至“如其言家事”的熟悉程度。所謂“出”，是指在充分掌握并深入鉆研上述史料之后，找出其內在的規律性，作出全面而又正確的評論。“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翻閱中國史書，可見其中一個特點是：寫“史”也是論“經”，說“事”也是說“理”。《史記》里有“太史公曰”，《資治通鑒》里有“臣光曰”，這都是史書的作者在講述史實之后、又在論述其中的得失道理。

中華民族歷來就高度重視歷史，強調尊重歷史、賡續傳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前車之覆軌，后車之明鑒”“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這些古語道出了先人對歷史的敬畏和尊重。將歷史賦予如此重要的意義，絕非是因為中國人對未來缺乏想象而總是回味過去。人們通過寫史、論史、讀史，總結大量興亡規律和眾多得失經驗之后發現，歷史的發展有其規律。“述往事，思來者”，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因此具有把自身的社會活動，置于“古”“今”“后”相聯系的歷史長河中加以看待的自覺自律意識。

“以史為鑒”的理念在中國最古老的文獻典籍《尚書》中就已經出現。《尚書·召誥》說：“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監”即“鑒”，意思是要從夏、殷的滅亡中獲得鑒戒。秦的速興速亡引人深思，西漢初期，以陸賈、賈誼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兼史學家，通過總結秦朝興亡、天下得失的經驗教訓，形成了《新語》《過秦論》等作品，以資借鑒，對西漢政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到了宋朝，《資治通鑒》更是用書名直截了當地表明：寫歷史的作用就在于給今天提供經驗教訓。司馬光在《進書表》中說，《資治通鑒》撰述的重點，正是“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無數事實證明，歷史能令人遇事溫故而知新，慎思明辨，對于培養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和情操，對于國家的治亂興衰、得失成敗，意義深遠。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連載4天。這篇文章講述了封建王朝興亡的歷史教訓。毛澤東讀后，連連稱贊是好文章，中共中央將其列為全黨整風學習的材料。

1944年11月，毛澤東親筆復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1949年春，黨中央從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澤東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我們決不當李自成”，路上又提起了《甲申三百年祭》：“這僅僅是讀了個開頭，這篇文章是要永遠讀下去的。”

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無論“甲申對”“窯洞對”還是“趕考對”，都包含著對我國幾千年歷史治亂規律的深刻認識與主動借鑒。在百年奮斗中，中國共產黨堅持從總結歷史中開辟未來，科學分析和把握歷史大勢，始終掌握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歷史主動，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全面推向前進，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只有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們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很多問題才能看得深、把得準。”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華五千多年文明高度，著眼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宏闊視野和深邃眼光，反復強調要尊崇歷史、研究歷史，確立歷史思維，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是因為有了綿延數千年的歷史文化的深厚底蘊，正是因為有了對歷史的深入研究，我們才能更加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昂首闊步走下去，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歷史固然屬于昨天，但歷史關乎今天和明天。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交織、相互激蕩的復雜歷史方位和時代背景下，要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更好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必須繼續從歷史中獲得啟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必須知道自己是誰，是從哪里來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對了，就要堅定不移朝著目標前進。”思考過去、矚望未來，歷史中沉淀的，正是走向未來的力量。（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