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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苞苴無敢及其門”出自《明史.范景文傳》。原文是“范景文，字夢章，吳橋人。幼負器識，登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以名節自勵，苞苴無敢及其門。……”“苞苴”原指包裹魚肉的蒲包，后轉指贈送的禮物，再引申為賄賂。
明末清官范景文，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歷任東昌府推官、吏部文選郎中、右僉都御史、南京右都御史、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等職。即使位高權重，但他始終能以名節自勵，潔身自好，從不受人禮物，一生清廉。
據史書記載，范景文為官期間，對于親朋好友登門相求，他一律謝絕說：“若是有利國利民的好事，我自會關照你們，若是自利肥私的小人之事，恕我不能從命。”為杜絕親朋好友的請托，他每到一處任職，特意在衙門堂鼓邊放置了一塊牌子，上書“不受囑，不受饋”六個大字，以明心志。從此，沒有人敢對他和他的家人、下屬行賄。老百姓尊稱他為“二不公”、“二不尚書”。同僚為他撰寫了一副對聯“不受囑，不受饋，心底無私可放手；勤為國，勤為民，衙前有鼓便知情”。
也正因為如此，歷史上留下了“苞苴無敢及其門”之說，并在民間廣為流傳。范景文清正廉潔的思想和品德，值得我們當今黨員干部學習借鑒。
其一：在常人看來，當官至握有實權之時，難免有人相托這樣或那樣的事。只要不是觸原則的事，出于人情世故，承受的小囑小饋則也無傷大雅。對此，范景文從前史和官場見聞中悟出了一個道理：為官貪者，都有一個從小到大、從輕到重、從不以為然到不能不然的過程，最終在誤國殃民的同時，以致可能丟了身家生命。他認為，為官貪者，始于小囑，端于小饋，見利忘危，漸成大害。這或許正是其書示“不受囑，不受饋”的部分思想基礎。
其二：范景文之所以書示“不受囑，不受饋”，還在于他有著深厚的愛民為民的民本思想。他把百姓當成為官者的衣食父母，真正從內心里把為民辦事作為為官者應盡的職責所在，而不是把權力當成用來為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這樣一來，當官就不會心存私利，為民辦事，天經地義。如此，哪還需什么囑、什么饋？
最后，范景文更值得后世人所稱道的是，他作為一個身處封建社會，尤其是身逢末世走向衰敗的明王朝萬歷年間的官員，在官場和社會風氣皆“舉世皆濁”的環境中，他卻能以名節自勵，不但有府門書示，且更能在自己的官歷中用行動履行自己的書示，實屬難得。他立身以正、嚴以律己的做人為官之品德，即便是在今天看來，也不失其令人敬重之處。（來安縣縣直紀檢監察工委書記 呂祥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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